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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时，他已经73岁，面对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的复杂局面和党内外干部群众的殷切期盼，陈云深感肩上责任的重大。在奋力工作的同时，他和叶剑英、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都对干部青黄不接的严重状况产生了极大的担忧。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陈云和邓小平
本来，在革命事业的发展中，新老干部之间的交替，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建国初期，当时的领导干部都年轻，这还不是一个迫切的问题。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提出了这个问题，正着手解决时，进程却被“文化大革命”打断了。“文革”结束，靠造反起家的人被清除出干部队伍，一大批老干部恢复工作，这是应当的。但这样一来，干部老化问题积累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历史遗留下来的各级领导班子的年龄普遍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15岁至20岁，比50年代大得更多。
陈云注意到，当时各省委、地委的主要负责人多数是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或抗战时期的干部，他们大多是带病工作，时常因病住进医院。因积劳成疾而死亡的人也越来越多，开追悼会的消息几乎每天有几起。“这种状况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我国近十亿人口大国的繁重的领导工作。”
另一方面，陈云也感到，“四人帮”的帮派残余势力及其影响依然存在，他们是安定团结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稳定因素。陈云后来说，“不要只看他们现在一时表现好。现在这些人大概表现是‘蛮好’，他要爬上来，现在只能表现好，因为老家伙还在。但是，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党内有什么风浪的时候，这些人就会变成为能量很大的兴风作浪的分子。……什么时候气候适宜呢？我们这些人都见马克思去了，胡耀邦同志他们也见马克思去了，那个时候，在座的人大概追悼会开得差不多了。”
邓小平一再提到王洪文的一次讲话，也引起陈云深深的共鸣。这指的是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一度自命毛泽东当然接班人的王洪文心怀不满，跑到上海、杭州，下车后第一句话就说：“10年后再看。”这句话极大地触动了邓小平、陈云这些老一辈革命家。邓小平当时就同李先念谈过这件事，认为从年龄上是斗不过他们的，确实要有比较年轻的干部上来工作。老一辈革命家不在以后，“四人帮”的帮派残余势力会不会翻天，这种担忧在党内外、国内外广泛存在。能不能及时地实现新老交替，已经成为关系到三中全会正确路线连续性、继承性的重大战略问题。
为此，陈云从回到领导核心的那一天起，就极力主张抓紧解决接班人问题，推动干部新老合作与交替进程。
1978年12月10日上午，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说：有人提出成立中央书记处，我赞成。这可以使中央常委摆脱日常小事，更集中精力于国家大事。这也可以使年老同志减轻工作。
1979年3月，陈云担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再一次主持全国财经工作。3月25日，他主持召开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与会的都是解放以来在综合机关做财经工作的老干部，最年轻的62岁，大一点的70岁以上。
看着他们，陈云不禁大发感慨：“30年来，变来变去，还是这些老人。”
他提出：“找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或者五个年轻一些的，四十岁到五十岁的干部，到财经委员会工作。要有一点工作经验的，人数也不要多。这些人不是当秘书的，而是在我们这里当‘后排议员’。我们这些人都快要‘告老还乡’了，解放时，我四十五岁。那时，可以三班倒、四班倒，上午、下午开会，晚上同周总理谈，午夜去找毛主席，安排得满满的。现在我长时期只能工作两个半天，多了不行。如果还要那样干，无非是向‘八宝山’开快车就是了。我看是要有一些‘后排议员’，这些人参与讨论问题，参与决定大政方针的事。培养这样的人，我看很有必要。”
10月3日，陈云在中共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再次郑重建议，成立中央书记处，调两个比较接触实际工作的干部上来，把财经工作好好搞一下。
陈云说：这是我们国家的大计，党的利益。如果组织上不采取这样的步骤，我们的工作搞不动。华国锋太忙了，叶帅年纪大了，我的身体本来就弱，而且今年75岁。小平同志虽然身体好，但也76岁了，靠我们不能持久。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重新设立了中央书记处。但陈云看得更远，他说：“成立中央书记处，这是党的一项重要的措施。这个事情非常紧迫，非常必要。现在从中央到县委，大部分人头发都已经白了。所以，有它的紧迫性，有它的必要性。现在我们主动地来选择人才，还有时间，再等下去，将来就没有时间了。党的交班和接班的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在我们中国党内，有过痛苦的教训，这一点，我不说大家也知道。”
陈云主张书记处改变过去传阅画圈圈的方式，实行集体办公，以提高工作效率。
但是，当时的书记处平均年龄也达到60多岁，不算年轻。陈云后来引述一个美国新闻记者罗德里克的评论，说这个领导班子力强，年还不富。陈云郑重地提出：
“书记处和全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在各级选择合格的年轻干部。”
既然要选择年轻干部，就存在一个选择标准的问题。陈云提出：“这些被选进的人，党性要强，要有干劲，要有一定的工作经验。还要培养一批技术干部到各级领导机关里来，这样才能搞四化。”
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德才兼备，但在德与才的具体内容上，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诠释。陈云提出首先是“党性要强”，就是强调“德”。特别突出地强调要从技术人员中培养提拔一批人到领导机关来，反映他所考虑的“才”，是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知识水平和能力。
五中全会后仅过了一个月，3月1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举行会议，再次讨论了培养提拔中青年干部问题。陈云出席了这次会议。
邓小平在会上表示，他对中组部提交的优秀中青年干部名单不满意，认为有两大问题：第一，年龄偏高；第二，文化程度太低。大学毕业的很少，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生。
陈云同意邓小平的意见，要求组织部门在知识分子中多选拔培养一些中青年干部，认为知识分子可以当专家，但也有不少人是可以当领导干部的。
邓小平、陈云的意见，极大地震动了组织部门。时任中组部部长宋任穷认为“这是对我们工作作出的批评，也是对我们的鞭策”。5月，中央组织部召开选拔中青年干部座谈会，落实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的意见，讨论制订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工作的几点意见》，要求各级党委大胆提拔一批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专业干部参加领导班子。会议确定，今后吸收脱产干部主要从大中专毕业生或具有同等文化程度的青年中择优选拔，一般不直接从文化低的工人、农民中选拔。
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转述了陈云的意见，认为：“这些意见讲得好。许多同志除了不注意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外，对干部队伍的知识化、专业化也很不重视。这也是过去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左’倾思想的一种恶果。目前的问题是，现行的组织制度和为数不少的干部的思想方法，不利于选拔和使用四个现代化所急需的人才。希望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在这个问题上来个大转变，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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